2019-10-03
吃的是草,挤出来的是奶! ——纪念由西宁培养成才的袁诹先生

袁诹是中国鸿运国际手机版杂文界与文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。他只有初中学历,没有职称,甚至也没有正规职务,可以说,他一生都是一个“打工者”,先是油漆匠与木工,后是半工半撰稿者,最后是文化大都会上海的知识打工者。然而,袁诹终于成就了一位颇有名气的“名人”,边远的古城西宁与滨江文化巨埠上海,前者是将油漆匠培养为杂文作家的温床,后者则为袁诹提供了高水平的文化“打工”机会,使其逐渐磨炼成优秀的编辑和审读专家。

袁诹今年74岁,几十年的打工生涯,体力劳动的苦累,脑力劳动的艰辛,使他积劳成疾,患上胃癌,手术切除了胃的五分之三,术后数月无法正常饮食,全凭点滴营养液维持生命。袁诹夫人卞瑞娟和女儿袁未迟竭尽全力到处求医问药,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袁诹的生命,无奈病至晚期,无力回天,6月22日,袁诹溘然长逝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。追悼会在其家乡海门隆重举行,邢孔荣伉俪代表青海文友参加追悼会并由邢老师致悼词,悼词由原青海师大教师、后调入湖南吉首大学任教的副教授郭定功主笔。胡其伟撰写的挽联高悬灵堂,挽联为:“海门沉冷月,山巅一水(袁诹笔名)从兹断流,雄文千篇呕心血,草民议政匹夫责,耿耿丹心人间留。江滨结鸾俦,高原沪上只身漂游,著书岂为稻粱谋,子规啼血哀生民,浩然正气满神州。”袁诹是个“打工者”,以庶民之身接受故乡海门各界千余百姓自发的悼念,遗憾的是西宁有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挚友未能参加悼念。相信文友们知道消息后,一定会从内心感到深深的惋惜。差堪告慰的是,今年“五一”期间,散居各地的多名当年青海文友相约赶去海门探视袁诹,他们中有郭定功及原青海省文联副主席陈士濂、原青海省九三学社副秘书长邢孔荣、原徐州市委党校《淮海学刋》编辑葛传英等,胡其伟因腿摔伤未能前往甚憾。

袁诹只念到初中毕业,因家庭出身问题辍学,但他不甘心一辈子与地球打交道,仗着学到的油漆木工手艺,来到了边远的西宁古城,蹲在马路边手持“木工油漆”牌子兜揽活儿。这是1985年,改革开放开始不久,“盲流”到西宁的民工浩浩荡荡,其中一位与众不同者就是袁诹。白天干活,晚上回到住处,其他工友忙于玩牌打扑克,喝酒划拳,只有袁诹在昏黄的25瓦灯泡下,读书看报写文章。身为民工,却在床头放着16大本的《鲁迅全集》和4册《毛泽东选集》,还有《史记》《庄子》和《孟子》。这是袁诹在西宁大小报纸发表了许多杂文、评论,有了点名气的春节,杂文研究会的郭定功老师和我登门拜访袁诹时所目睹的。当时袁诹和其他民工就住在今天北扩中心广场附近的一间民房,室内弥漫着呛人的油漆汽油味,春节期间,民工大多回家过年,袁诹一人在冰冷住处乐得省了取暖开支,他的案头打开一本厚厚的《汉语语法修辞学》和摊开的稿纸,这就是他继白天体力劳动后的夜晩“脑力劳动车间”。

袁诹第一篇杂文是1985年元月在《西宁晚报》发表的,之后接连在《西宁晚报》《青海日报》《人才天地》《菖蒲》《杂文界》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三十余篇杂文,并在当年就获得了《西宁晚报》优秀作者三等奖。第二年他的战果扩大到杂文中心河北省,该省杂文学会会长来信热情鼓励他,青海省杂文研究会则吸收他为该会会员。

仅读了初中的袁诹就这样依靠努力与毅力,跻入了杂文作者行列。青海省市报刊与文艺、文化、教育界人士很快知道了这匹“黑马”的名字,而年高德劭的杂文老作者柏仰苏(笔名柯如青)、惜醇、郭定功、胡其伟等人更成了袁诹的亲密文友。此时年逾不惑的袁诹还是单身,凭着贴满了数百篇自己文章的剪贴本,他以文为媒,回到海门,与也是单身的市政协委员、小学校长卞瑞娟结为伉俪。婚后袁诹想回海门工作。南通作家祖丁远写信给南通市委书记吴镕,详述袁诹情况,请求给予这样一个特殊人才妥善安置。吴书记亲自过问此事,致电海门市委解决袁诹的农转非和工作安排事宜。海门市政府很快予以落实,袁诹户口农转非,同时被安置在海门广播电台当“合同工”,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好的了。

由于“学徒工”起始的薪酬过于微薄,袁诹夫妇考虑再三,决定辞掉“合同工”,去上海这个文化大都会打工。此举既表明了他不甘心局守海门当“合同工”,更显示出他欲去沪上文人萃集之地谋求发展的自信心。

袁诹离开西宁前往海门、上海之前,是他生活于高原的最后阶段,也是他与西宁文化界交往的高峰时期,他创作的杂文在数量质量上都获得省内外的认可,影响日益扩大。柏仰苏老人邀请袁诹等文友吃饭时,再三提到西宁杂文写作者中属袁诹最好,文笔犀利,立论精辟,一针见血,入木三分。大家也都口服心服,因为柏老说的是事实。当时全国杂文界领军人物牧惠在为郭定功的《人迹》所写序言中,以及另一领军人物邵燕祥都对袁诹杂文予以肯定与褒扬。在《求是》杂志工作的杂文作家朱铁志是我的文友,一次在北京晤见时说:青海袁诹的杂文我读过,寓意深刻,文笔老到,我虽然出了几个册子,与他一比,差远了!

袁诹决定回海门、上海时,我设宴饯别,除惜醇外,西宁报刊与杂文界朋友大都到了。席间,虽都是我老伴自制的家常菜肴,但有这么多的文人高士为“打工匠”袁诹送行,觥筹交错,一派和谐,畅谈古今,无拘无束,给大家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事后我在《西宁晚报》发表了一篇《宴袁诹记》,因文字稍长,不提了。

时光流逝,袁诹于1989年回到家乡,继而进入专家学者如林群贤萃集的文化大都会上海拼搏,一晃就是30年,他早已放弃了打工匠生涯,转为在知识分子堆里奋斗,从他来信中,大致有:上海陕西北路66号文锦11楼《青年报》、绍兴路74号《咬文嚼字》社、延安西路593号《书法》杂志社及现代传播、三联书店等出版机构。

我与袁诹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1992年9月,偕老伴赴沪宁,去海门拜访袁诹夫妇;1997年秋,我去上海住袁诹打工处,造访邓云乡教授;2004年与女儿家颖晤袁诹于沪上;2005年为袁诹出版《陶土斋闲话》《鸦雀有声》题写书名;2007年偕老伴赴沪,住九亭,袁诹来接往海门、南通,夜游濠河观赏夜景;2016年春,赴沪晤袁诹父女并聚餐。

从1985年相识到2019年,我与袁诹相识相交相知达34年之久,两人成了推心置腹的密友。谈及有些事,如为《咬文嚼字》打工,原在编辑室搞编辑业务,后因故调任校对,但干的仍为编辑工作等诸多类似不公平待遇,袁诹多是一笑了之,不予计较。至于由于没有职称,又是合同工,干的是学术性业务,享受的是合同工待遇更是常见,因此,我给这篇文字安了“吃的是草,挤出的是奶!”这样一个标题。正是在西宁时开始的既打体力工又打脑力工的艰辛生活,在沪上既打文化工又要坚持写杂文的艰苦历程,损害了他的健康。为了工作需要,一连接下二三项打工内容,加班加点,饥饱无定,并且他的加班不像正式工作人员偶一为之,而是断续加班几十年,生活无定,起居无时,爱人卞瑞娟又不在一处生活,了解这些,就不难理解“积劳成疾”的必然性了。在其病笃时有一幅照片特别使人感动:袁诹胃切除后,长期靠营养液维持生命,但卧于病床的他一边吸氧一边修改文稿, 这种精神到了笔墨难以形容的程度,倘若大多数人能这样忠于职守,何患将青海建成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梦想不能早日实现!另外,以上情况说明,袁诹能在文化领域取得这些令人敬佩的成就,是从边远古城西宁起始的。没有西宁各报刊的发现与扶持,袁诹的天分再高,再奋发图强,恐怕也是有难度的。青海应该为此骄傲与自豪。

这篇小文撰写与修改过程中,接受了诸文友的建议,特别是采纳了郭定功多年前发表于《人才天地》“一双妙手,两种文章”的有关内容,在此表示感谢。

安息吧,袁诹!